人文历史

清末民初磨难多

其中绒毛、皮张等畜产品的贩运数量、价格都受驻上海的外商的操纵和控制。英国设在天津的“香上洋行”，早在 1882 年就在旧城开设了分行。 1901 年《辛丑条约》签订之后，归绥被辟为与外通商的商埠，各国洋行林立。 1906 年设立了专门收购羊绒的洋行有聚立（英商）、仁记（英商）、平和（英商）、隆为（俄商）、安利（英商），兴泰、新泰兴等 7 家之多。这些洋行使用中国商行的名称，享有一定特权，垄断了绒毛收购业，通过天津出口，只填出口运照单，即通行无阴，概不纳税。他们用抬高收购价，收后不付款的办法，欺骗老百姓，以不平等条约作护符，排斥中国的民族工商业，使许多商号、作坊倒闭。就连最大的商号“大盛魁”也遭受打击，日渐凋零，很不景气。买办商人贱买贵卖，欺行霸市，换走大量的白银和土特产品，蒙汉农牧民和市民逐渐陷入了破产、贫困的苦难境地。

西文资本主义列强把罪恶的鸦片输入中国，赚取白银，毒害中国人民。鸦片战争以后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地从沿海口岸输入鸦片。从两路输入呼和浩特地区，一路由张家口西运，一路从山西、陕西边界北运。首先在蒙满汉官吏、军队士兵中吸食，他们整天点着莹莹的烟灯，使整个封建统治者腐败、昏庸。后来，在农民和市民中也逐渐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。清末民初，在旧城大十字以南的市民中十之六七的人家吸食鸦片。外国运来的鸦片，通过烟土店销售，价格为两银元一两，到民国六年涨至 8 银元一两。

在西方列强和中国统治者的强迫和引诱下，民国初年，呼和浩特地区开始种植鸦片。城郊土默特旗，托克托县，肥沃的土地盛开着罂粟花，大片的农田里，烟苗取代了粮食作物。当时有一首民谣：“咸丰登基十一年，口里口外种洋烟，十亩田里八亩烟，留下两亩杂谷田”。清政府虽然称鸦片为“害人之物，理应为禁”。但又提出“特种烟之利远过五谷”，“收特种烟税，利颇厚”，民国初年，绥远特别区都统曾提倡禁烟，每逢割烟时节，派员下乡以查禁鸦片的名义，通过罚款对农民敲诈勒索，罚来的款项作为都统署的财政来源。烟贩子们从新疆、甘肃、宁夏，由驼户和皮毛商，把鸦片夹在绒毛和干果袋里走私运来，秘密交易，获取暴利。

鸦片的输入和种植，造成白银外流，金融危机；烟税大幅增加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。更为严重的是官吏们吸食，使统治集团更加腐败。市民和农民吸食，精神颓废，面黄肌瘦，许多人倾家荡产，妻离子散，流落街头，惨不忍睹。市郊农民中流传着这样的俗语：“谁种谁肥，谁抽谁灰”，“好人抽个病人，病人抽个死人”。每到寒冬腊月，不少冻死、饿死、病死的“大烟鬼”，人们抬到“孤魂滩”掩埋。